《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第19届缔约方大会（CITES CoP19）于11月14日至11月25日在巴拿马会议中心召开。此次大会将做出影响 600 多种动植物的未来的决定，并制定将影响全球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的法规。

　　作为CITES公约的观察员，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绿会）代表团成员于巴拿马实地参会，并带来实时资讯。

　　当地时间11月15日，CITES秘书处发布了首份《世界野生动植物贸易报告》（World Wildlife Trade Report），对受该国际条约监管的动植物的全球贸易进行了洞察和分析。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管理着全球近4万种野生动植物种的贸易。世界上有183个国家的政府(包括欧盟)已经同意遵守公约的条款，其目的是防止国际贸易对公约所列物种的生存能力构成威胁。

　　该报告是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和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的伙伴关系共同编写的。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包含了大量的统计数据，涵盖了CITES附录物种的合法国际贸易的途径、规模和模式，以及这种贸易的价值、保护影响和社会经济效益以及合法和非法贸易之间的联系。

　　这份报告利用了数百万份记录，每年颁发的贸易许可超过120万份。报告有80多页，涵盖了广泛的贸易话题。这是第一份旨在为政府、机构、商业和贸易团体、媒体和公众提供保育政策和措施资讯的报告。它还将有助于实现《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全球愿景，即到2030年，所有附录名单的物种贸易都应是合法的、可追溯的和可持续的。

　　“今天，地球上的80亿人在日常生活中消费着来自野生动植物的数百万种产品，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我们与自然及其生命网络的关系和相互依赖。CITES于1973年3月3日在华盛顿特区签署成立50周年之际，对CITES监管下的全球野生动植物贸易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是及时的”，CITES秘书长伊沃妮·伊格萝（ Ivonne Higuero）说ope体育。

　　在条约保护的所有物种中，大约3%的物种，即附录I所列的被认为濒危的物种，通常被禁止进行国际商业贸易，但在尊重所有相关规则的情况下，允许对其余97%的物种进行国际商业贸易。这些受《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管制的物种，除其他外，包括高价值的海鱼和木材物种。在其贸易管制制度下的近4万种商品中，大部分是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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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沃妮·伊格萝认为，良好的数据可以为保护濒危物种的有效行动提供信息，“我们认为，记录野生动植物物种贸易的规模和其他模式以及贸易的许多价值将是有帮助的，并加强对自然的更多投资和解决生物多样性危机的呼吁。”

　　报告还显示ope体育，在过去十年中，贸易中野生来源植物的比例进一步下降，仅为单株植物数量的4%。换句话说，贸易中的绝大多数植物都是人工繁殖的，不再是“野生的”。这一重大转变也发生在动物物种身上，CITES将持续监测这一情况，并打算在未来的《世界野生动植物贸易报告》中发布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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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2020年期间，出口商在直接贸易中报告了约350万份CITES货物。这相当于超过13亿个生物个体(12.6亿植物和8200万动物)和另外2.79亿公斤产品(1.93亿公斤植物和8600万公斤动物)的重量报告。

　　·亚洲和欧洲是最大的出口和进口地区，亚洲占出易的37%和进易的31%，欧洲占出易的34%和进易的38%。

　　·亚洲和非洲是占全球出口估计价值最高比例的区域。全球列入CITES的动物出口的年平均估值约有一半来自亚洲，而全球列入CITES的植物出口的年平均估值约有三分之二来自非洲。

　　·据估计，全球野生动植物合法贸易(CITES和非CITES)每年产生的总收入为2200亿美元。在这一分析中，2016-2020年期间，CITES名录物种的全球直接出口的金融价值约为18亿美元(动物出口)和93亿美元(植物出口)。然而，这些数字只代表进出口点(对于动物)或销售点(对于大多数植物数据)的价值，并不代表整个供应链中所有CITES贸易的全部价值。

　　·在所有动物商品中，爬行动物(特别是鳄鱼的皮)和鱼类(特别是鲟鱼的鱼子酱)的出口占了全球列入CITES的出口商品年平均价值的三分之二以上(约72%)。在所有植物类商品中，约三分之二(66%)的全球列入CITES的出口的年平均估计价值来自木材出口(62亿美元)，非木材植物出口(31.7亿美元)占全球出口价值的其余三分之一(34%)。

　　·大多数贸易涉及人工繁殖(用于植物)或圈养生产(用于圈养繁殖或出生的动物)的个体(或部分和衍生品)。总体而言，野生来源个体贸易占所有贸易的18%，以植物贸易为主(占全球野生来源贸易的81%)。

　　报告还揭示了管理良好的CITES名录物种贸易对贸易物种的积极影响，包括增加种群数量、稳定种群数量、维持种群数量和减少野生种群压力。这项研究还确定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影响，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等宏观经济影响，到创收、改善营养或加强权利等地方一级的影响。环境保护的影响与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密切相关——后者往往为前者提供激励。

　　CITES缔约方在第17次缔约方大会上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指出，“在能够赋予野生动植物经济价值并实施受控管理制度的地方，可以为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投资创造有利条件，从而减少其他土地利用形式对野生动植物的风险。”换句话说，管理良好的野生动植物贸易可以进一步增强我们的生态系统和当地人口的复原力。实现对野生动植物的可持续、合法和可追溯的使用也符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这份报告的发表与缔约方会议在同一天讨论南非就此议题提交的一份工作文件同时进行。该文件建议定期编写这样一份报告，以便更好地向缔约方通报其执行CITES的情况。

　　周晋峰等.《中国老虎现状初步调查报告》.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1卷第8期.2022年7月.ISSN2479-9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