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有国际贸易，以及作为一个国家应当如何对待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古典、新古典、新贸易理论以及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四大阶段。

　　古典和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以完全竞争市场等假设为前提，强调贸易的互利性，主要解释了产业间贸易。

　　二战后，以全球贸易的新态势为契机，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从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技术进步等角度解释了新的贸易现象。

　　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则以专业化分工来解释贸易，力图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统一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内。

　　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产生于18世纪中叶，是在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包括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古典贸易理论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说明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结构和利益分配。

　　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出现了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的国际贸易观点，也称贸易差额论（晚期重商主义），其核心是追求贸易顺差，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托马斯·孟(Thomas Mun)。重商主义认为，财富的唯一形式即金银，金银的多少是衡量一国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而获得金银的主要渠道就是国际贸易。通过奖出限入求得顺差，使金银流入，国家就会富裕。

　　17世纪下半期，在法国出现了反对重商主义，主张经济自由和重视农业的思想，形成了重农学派（physiocratic school），其创始人是弗朗斯瓦·魁奈(F.Quesnay)。

　　重农学派的核心思想是主张自由经济，包括自由贸易，他们认为“自然秩序”（包括自由贸易）是保证市场均衡和物价稳定的重要机制。

　　18世纪末，重商主义的贸易观点受到古典经济学派的挑战，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生产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贸易的绝对优势理论。

　　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中，斯密指出国际贸易的基础，在于各国商品之间存在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而这种差异来源于自然禀赋和后天的生产条件。

　　亚当·斯密认为在国际分工中，每个国家应该专门生产自己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并用其中一部分交换其具有绝对劣势的产品，这样就会使各国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更好地促进分工和交换，使每个国家都获得最大利益。

　　鉴于绝对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理论。

　　李嘉图认为国际贸易分工的基础不限于绝对成本差异，即使一国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中劳动生产率都处于全面优势或全面劣势的地位，只要有利或不利的程度有所不同，该国就可以通过生产劳动生产率差异较小的产品参加国际贸易，从而获得比较利益。

　　比较优势理论遵循“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的原则，认为国家间技术水平的相对差异产生了比较成本的差异，构成国际贸易的原因，并决定着国际贸易的模式。

　　1841年，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提出基于国家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理论，指出保护制度要与国家工业的发展程度相适应，又称幼稚产业保护论。

　　与重商主义不同的是，他从保护生产力的高度把贸易和国家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形成以国家主义为基调的贸易保护理论，在实施贸易保护政策方面也更加客观实际。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只论证了建立在各国专业化生产前提下的互利贸易基础和利益所在，没有说明总的贸易利益如何在贸易双方进行分配。

　　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从相互需求角度出发，确定了国际间商品交换的价格问题，以解释两国间贸易利益是如何分配的。

　　相互需求理论实质上是指由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值的理论，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完善和补充。

　　该理论用两国商品交换比例的上下限解释双方获利的范围； 用贸易条件说明在利益的分配中双方各占的比例； 用相互需求强度来解释贸易条件的变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古典经济学逐渐形成，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对国际贸易进行分析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也随之产生。

　　1919年，瑞典经济学家埃利·赫克歇尔(Eil F Heckscher)提出了要素禀赋论的基本观点，指出产生比较优势差异必备的两个条件。

　　1930年代，这一论点被他的学生伯尔蒂尔·俄林(Beltil G Ohlin)所充实论证，其代表作《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进一步发展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因而这一理论又称为H-O理论。

　　与古典贸易模型的单要素投入不同，H-O模型以比较优势为贸易基础并有所发展，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生产要素框架下分析产品的生产成本，用总体均衡的方法探讨国际贸易与要素变动的相互影响。

　　其核心内容为：在两国技术水平相等的前提下，产生比较成本的差异有两个原因：一是两国间的要素充裕度不同；二是商品生产的要素密集度不同。

　　各国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那些充分利用本国充裕要素的产品，以换取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这样的贸易模式使参与国的福利都得到改善。

　　20世纪40年代，保罗·萨缪尔森(Palua A Samuelson)用数学方式演绎了H-O模型，指出国际贸易对各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将必然使不同国家间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均等化，这也称为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或H-O-S定理（赫克谢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

　　这一定理潜在地认为，在没ope体育有要素跨国流动的条件下，仅通过商品的自由贸易也能实现世界范围内生产和资源的有效配置。

　　国际贸易对本国生产要素收益的长期影响，由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归纳为：出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要素（本国充裕要素）的报酬提高；进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要素（本国稀缺要素）的报酬降低；不论这些要素在哪个行业中使用。

　　罗勃津斯基定理认为，在两种商品世界中，如果相对价格固定不变，一种生产要素增长会减少另一种商品产量。表明要素禀赋的变化决定着资源配置的变化。

　　按照H-O理论，美国是一个资本丰裕而劳动力相对稀缺的国家，其对外贸易结构应该是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20世纪50年代初，美籍苏联经济学家里昂惕夫(Leontief)根据H-O理论，用美国1947年200个行业的统计数据对其进出口贸易结构进行验证时，结果却得出了与H-O理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一难题称为里昂惕夫悖论。

　　里昂惕夫悖论虽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观点，但它对原有国际分工和贸易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引发了对国际贸易主流思想的反思，推动了二战后新的国际贸易理论的诞生。

　　同类产品之间以及发达工业国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产业领先地位不断转移，跨国公司内部化和对外直接投资兴起，这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认为的贸易只会发生在劳动生产率或资源禀赋不同的国家间的经典理论是相悖的。

　　古典与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都假定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与当代国际贸易的现实也不相吻合，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新生产要素理论赋予了生产要素除了土地、劳动和资本以外更丰富的内涵，认为它还包括自然资源、技术、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信息、管理等新型生产要素，从新要素的角度说明国际贸易的基础和贸易格局的变化。

　　1959年，美国学者凡涅克(J. Vanek)提出了以自然资源的稀缺解释里昂惕夫悖论的观点，认为美国进口自然资源的开发或提炼是耗费大量资本的，会使进口替代产品中的资本密集度上升。扣除资源的影响ope体育，美国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就会小于其出口。

　　人力资本理论以基辛（D. B. Keesing）、凯南(P. B. Kenen)、舒尔茨(T. W. Schultz)为代表，对H-O理论作了进一步扩展，将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引入。

　　人力资本充裕的国家在贸易结构和流向上，往往趋于出口人力资本或人力技能要素密集的产品。

　　格鲁伯(W. Gruber)、维农(R. Vernon)认为研究与开发也是一种生产要素，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和该种产品中的研究与开发要素密集度之间存在着很高的正相关关系。

　　各国研究与开发能力的大小，可以改变它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进而改变国际贸易格局。

　　信息虽然是一种无形资源，但它能够创造价值。现代信息技术对生产的影响越来越强，对信息的利用状况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从而改变一国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地位。

　　1961年林德(S. B. Linder)在《论贸易和转变》一书中提出了偏好相似理论，第一次从需求方面寻找贸易的原因。

　　他认为，要素禀赋学说只适用于解释初级产品贸易，工业品双向贸易的发生是由相互重叠的需求决定的。

　　产品出口的可能性决定于它的国内需求； 两国的贸易流向、流量取决于两国需求偏好相似的程度，需求结构越相似则贸易量越大； 平均收入水平是影响需求结构的最主要因素。

　　技术差距理论又称创新与模仿理论，M·V·波斯纳(Michael V. Posner)和胡弗鲍尔(G. G. Hufbauer)将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侧重从技术进步、创新、传播的角度分析国际分工的基础，扩展了资源禀赋论中要素的范围。

　　技术差距指一国以技术创新和控制技术外流而形成的一种动态贸易格局，会对各国要素禀赋的比率产生影响，从而影响贸易格局的变动。

　　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将市场营销学中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与技术进步结合起来阐述国际贸易的形成和发展。1966年他在《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指出，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产品生命周期有密切关系。

　　这一产品生产的国家转移理论，假设国家间信息传递受到一定的限制、生产函数可变以及各国的消费结构不同，指出产品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生产要素的需要是不同的，而不同国家具有的生产要素富饶程度决定了该国的产品生产阶段和出口状况。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比较优势论与资源禀赋论动态化，很好地解释了战后一些国家从某些产品的出口国变为进口国的现象。

　　这种观点将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罗默提出的“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即从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输入了技术。

　　经克鲁格曼(Krugman)论证，若引进国将外溢国的技术用于比较优势产业，则对两国均有利；反之对两国均不利。

　　假设国内技术外溢的速度高于国际技术外溢，国家原先的领先产业有加速发展的可能，原有的比较优势会增强。技术的传播使各国的差异不断扩大，强调了技术变动对国际贸易的动态影响。

　　林毅夫等提出，一个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从根本上取决于国内要素禀赋，其升级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

　　如果一国的产业和技术结构能够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的优势，则其生产成本就较低，竞争能力就较强，进而创造更多的经济剩余，积累量也就越大。

　　因此，通过发挥比较优势能够较快地实现资源结构的升级，从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内贸易理论又称差异化产品理论，以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经济为前提，从动态角度出发考虑需求情况，更符合实际。由于产业内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ope体育，8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陆续建立模型对这一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

　　在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克鲁格曼(Krugman)的模型具有开创性作用，他将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提出的将差异产品和内部规模经济考虑在内的垄断竞争模型推广到开放条件下，创立了“新张伯伦模型”。

　　模型证明了当市场结构从完全竞争变为不完全竞争，达到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的时候，即使两国间没有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产品水平差异性和规模经济也可推动国际贸易，增加两国的福利。

　　这一基于简单的水平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模型，以产品特性和消费者偏好的唯一占优选择性为基础解释两国贸易。

　　兰卡斯特(Lancaster)认为，在具有相同特点的经济体之间，如果不存在贸易壁垒和运输成本，在规模收益最大化和消费偏好差异的影响下，两个经济体间仍能进行产业内分工和贸易。

　　新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基于垂直产品差异，弗尔维(Falvey)等人通过对H-O模型假设前提的调整，将产品差异与劳动和资本等要素的不同组合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但仍用要素禀赋来预测贸易，因而又称为“新要素比例学说”。

　　这一理论认为，资本相对充裕的国家出口同种产品中资本密集的高质量品种，劳动力相对充裕的国家则出口劳动密集的低质量品种，由此形成的产业内贸易实质上还是垂直分工的结果，在对传统贸易理论的最小偏离下，同时解释了产业间和产业内的贸易模式。

　　为解释标准化产品产业内贸易现象，布兰德(Brander)和克鲁格曼构造了一个“相互倾销模型”（差别垄断模型）。

　　模型指出各国开展贸易的原因只在于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的市场销售战略，国际贸易的结构既不受要素禀赋、产品成本差别的限制，也不受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追求的限制。

　　此模型表明，贸易是扩大竞争的一种方式，不完全竞争的企业可以通过贸易向别国的国内市场倾销以扩大销售，即使存在运输成本，也会存在双向贸易，并由两国间需求弹性的预期差异决定贸易量。

　　与新H-O模型所不同的是，垂直差异产业内贸易模型以寡头垄断市场假定为前提。弗尔维研究认为，一个产业包括依质量高低排列的一个“产品链”，即垂直差异性产品。

　　弗尔维(Falvey)和凯克斯基(H. Kierzkowski)建立的F-K模型表明，在完全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与完全没有这类贸易之间有许多过渡类型，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程度与特性依赖于要素禀赋、技术和收入分配情况对不同国家的相对影响。

　　建立的费—赫模型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假设有两国均生产某种产品，生产效率不同，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国际分工以产品差异性的形式体现，一国生产高质量的

　　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另一国相反，决定产品质量的是劳动投入，这里指“人力资本”。如果两国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不吻合，就可能发生产业内贸易。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el E. Porter)提出的这一理论，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这一微观角度解释国际贸易，弥补了比较优势理论在有关问题论述中的不足。

　　波特认为贸易，一国的竞争优势就是企业与行业的竞争优势，一国兴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能否在国际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

　　而竞争优势的形成有赖于主导产业具有优势，关键在于能否提高劳动生产率，其源泉就是国家是否具有适宜的创新机制和充分的创新能力贸易。

　　波特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四基本因素、两辅助因素模型”中，生产要素、需求状况、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政府、机遇都是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

　　波特根据以上各大要素建立了钻石模型，说明了各个因素间如何相互促进或阻碍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

　　从发展阶段来看，一个国家优势产业的发展可分为四个不同阶段，即生产要素推动阶段、投资推动阶段、创新推动阶段，财富推动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的经济学流派.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依托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新框架,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

　　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的原因给出了新的解释思路,使贸易理论的核心重新回到分工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是一种内生动态优势模型,是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统一的

　　模型,是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的模型,能够整合各种贸易理论,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超边际分析法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思想形式化，将消费者和生产者合二为一，发展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该理论使研究对象由给定经济组织结构下的最优资源配置问题，转向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力图将外生的比较利益因素引入到基于规模报酬递增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贸易理论模型中，把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统一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框架之内。

　　此理论的内生分工和专业化新兴古典贸易模型(Sachs, Yang and Zhang,1999)表明，随着交易效率从一个很低的水平增加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均衡的国际和国内分工水平从两国都完全自给自足增加到两国均完全分工，在转型阶段，两种类型的二元结构可能出现。

　　经济发展、贸易和市场结构变化等现象都是劳动分工演进过程的不同侧面，贸易在交易效率的改进过程中产生并从国内贸易发展到国际贸易，两者之间有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

　　代国际贸易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产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迅速增长。所谓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iry

　　trade）是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解释的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相对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同一产业内的产品之间的贸易，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既进口又出口同一类产品。

　　这些现象的出现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挑战。占世界贸易额相当大比重的一部分贸易并不是因为比较成本的差异或者

　　资源禀赋的差异而发生的。为了解释这些国际贸易的新现象，以克鲁格曼、雷蒙德·弗农等为代表的大批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新的学说。这些学说与传统国际贸易理

　　对贸易保护主义来说，全球金融危机无疑是一针催化剂。近一时期，随着全球经济形势恶化，一些国家自危、自利、自保倾向抬头。有识之士为此感到忧虑，呼吁各国在出台经济刺激计划时，一定要防止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孤立主义的历史重演。

　　历次全球经济危机往往都伴随着贸易争端的高发。1930年美国政府大范围提高关税，引发了全球范围报复性贸易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时，主要国家放任货币贬值以扩大出口的作法引发了贸易摩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案件明显增多。

　　当前，金融危机已蔓延到制造业、服务业等实体经济领域，各国工厂倒闭剧增，失业率上升，政治压力和社会问题接踵而至。越来越多国家以“经济安全”和保护本国虚弱产业为由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阻挠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企业出口。

　　贸易保护主义不同于正当的贸易保护措施，它是对多边贸易规则中救济措施的滥用。从传统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到技术性贸易壁垒、行业标准等，以及产业保护主义，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更加复杂多样，隐蔽性更强。在危机加剧的背景下，即使符合WTO规则的保护措施也应慎用，这已成为各国共识。在2008年11月举行的G20金融峰会上，各国***同声呼吁贸易保护主义，承诺在未来一年内，避免设置新的贸易和投资壁垒。年底的APEC***会议和今年初的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再次发出了反对保护主义强音。

　　历史是一面镜子。任何针对他国的贸易保护举措，不仅会损害对方，最终也会伤及自身。经验告诉我们，大规模的贸易保护措施将使金融危机下本已严峻的经济形势更加困难。

　　1930年美国为了应对经济危机，颁发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大幅提高超过2万种外国商品的进口关税，结果引起了其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报复。面对危机，各国以邻为壑，全球贸易总额大幅缩减，从1929年的360亿美元缩小到1932年的120亿美元，美国自身也深受其害，出口总额从1929年的52亿美元左右缩减到1932年的12亿美元。这一法案即使在美国国内也被普遍认为是大萧条加剧的催化剂。

　　如今全球贸易形势已相当严峻：经济危机导致外需衰退，各主要贸易国的出口增速已急剧下滑，甚至出现大幅萎缩。德国08年11月份出口额较前月大幅下滑10.6%，为1990年以来的最大单月降幅。中国08年11月以来出口连续出现负增长，其中09年1月出口下降了17.5%。如果未来贸易保护主义泛滥，使严峻的形势雪上加霜，造成的后果很难预料。我们应该认真思索，这样的后果世界能否承受，又是否值得承受？

　　危机当头，重要的是各国携手共克时艰，而非互相指责，以邻为壑。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结构失衡、金融风险积聚长期积累的结果，解决问题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加强磋商、增强合作，保持国际贸易渠道畅通，才符合各国的根本利益。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当年罗斯福政府实行新政，与贸易保护主义决裂，带领美国经济走出低谷，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都受到严重冲击。去年第三季度以来，经济增速放缓，出口大幅下滑，就业压力加大。即便如此，中国仍坚定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是条死胡同。在全球贸易萎缩的情况下，2008年中国从各国进口11331亿美元的商品，增长18.5％，促进了贸易伙伴的经济发展。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果断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措施。作为一个开放的大国，中国内需的提升可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多的投资机会。今年，中国将继续扩大进口，积极组织企业采购团，赴海外大规模采购，进口设备、商品和技术。

　　中国始终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倡导国际经济合作。我们主张积极推进符合各国利益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多哈回合谈判。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一道，以开放迎接挑战，以合作应对危机，共克ope体育时艰，推动世界经济走向新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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