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晚期的经济措施由两组因素决定。交通模式的转变和经济活动中心的迁移引起了地方性的暂时危机，进而似乎演变成了中世纪经济的总危机。

　　人口的下降要求对劳动者的条件加以限制，商业管理的变化、工业分布的变迁、货币的波动和市场的缩小全都需要国家进行商业规范、出口管制和工业保护。新的经济发展态势呼唤着贸易管理模式的调整和转变，也成为推动国家加强经济干预强化职能建构的有利条件。

　　英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与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商人活动密切相关。“中世纪晚期的商人，无论外商或本土商人都有与英国王室联合的倾向，在较早时期，王室倚重外商，因为外商对国王来说是‘有价值和有用的’，因此，外商得王室优渥ope体育，在英国既有一定的法律地位也拥有经济特权。14世纪上半期，随着本国商人阶层力量的逐渐增强，国王转而开始依赖本国商人势力。”

　　外国商人拥有的贸易自由权利和诸多法律保障，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刺激着英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活力，但是有限的消费市场和固定的经济利润使得商业竞争日趋激烈化，更高的关税征收标准和其他限制条款都体现了英国采取特定举措来切实保障本民族工商业者利益，而在之后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本国商人的优势地位也得到了有效的维护实现了稳固提升。

　　“英国本国商人原来大部分从事内贸，以伦敦商人为主。他们的力量要依靠王室，是王室把他们扶持起来的。”国王和外国商人的关系亲疏远近联结紧密与否对相关经济政策的出台产生了一定影响，国王与本国商人良好合作关系的形成也促使议会颁布更多保护性的工商业法令。

　　尽管时常受到社会事务和外交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英国的贸易政策和经济法令并未完全沦为政务的附属和奴仆，“政策中国家精神和王朝精神的注入、努力刺激和调节经济活动ope体育、发展普遍的财富都是中世纪晚期的特征。”

　　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对外贸易政策呈现出复杂和混合的多重特质，许多法令都强调了允许和鼓励自由贸易的经济原则，表明这一时期英国对外贸易具备较大的开放性和自由度，对于本国商人的政策倾斜和外国商人的区别对待也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排外性，经济民族主义的倾向已初步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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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利逐利的经济动力和财富累积的商业目的始终是英国所有贸易政策和工商业法令的根本出发点和终极价值旨归，体现了国家权力对于经济社会生活的组织管理。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贸易，“在本质上是与一种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标志的好战的经济哲学相联系的ope体育，它蕴涵着后来成熟的国家干预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想胚芽。

　　民族国家的成长和社会的时代变迁有助于把英国的官僚阶级和商人阶层联系在一起。”国富民强的目标追求使得商人群体汇聚形成合力，贯彻和践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

　　外国商人贸易权利的保障、关税制度的完善、商品进出口贸易的管理、贸易中心制度的建立，都是为了实现理想经济结果达成良好发展局势。对外贸易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推动着英国经济稳步前进，并加速了英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进程。

　　总的来说，在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议会通过颁布工商业法令和系列规章制度对于生产领域、国内市场和国际贸易活动进行了积极的引导与规范，实现了王国层面对国内国际经济秩序的管理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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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会颁布法令商品本身和商品生产者的规范，很好平衡了消费者、生产者以及生产雇主之间的利益平衡，并在此基础上争取对王国的整体利益的维护。

　　通过对王室征购特权的限制、规范商品交易市场秩序以及市场交易中债券和债务关系，极大地改善了英格兰国内市场秩序，有利于王国内部统一市场的形成，从而为吸引外来商人、在对外贸易中占得先机奠定基础。而通过进出口商品的管制、外来商人权利的确认以及关税制度的完善，以贸易中心制度为核心的对外贸易制度也得以形成和建立。

　　工商业立法活动刺激下的经济增长促使英国建构形成了强大的国家经济实力使得其在西欧乃至世界贸易市场上取得一定的有利地位。相对频繁对外战争的给予王国财政以不小的压力，促使英格兰通过加强了对议会经济职能的利用，并借由法令规范逐步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官僚制度，为国内经济秩序的相对稳定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巩固奠定了基础。

　　但在官僚体系扩张和战争费用剧增的情况下，旧有的军事和经济义务的封建形式难以维系王国的，使得议会逐渐成为权力的核心，成为王国不同社会阶层贸易、利益团体实现动态博弈和利益协调的平台。

　　总的来说，中世纪晚期英格兰议会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主要围绕着国内市场和国外贸易，将国王的特权在内的各方诉求统合整理，在教会势力淡出议会，骑士和市民强势联合的背景下，出台的相关工商业法令较好的顺应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意外促成平衡渐合的发展方向，最终自发性建立起较为统一的市场秩序，并出现了商业管理的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