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朝统治期间，为了提高民生质量，增加统治权威，所以鼓励国外商人来越贸易，这一时期，越南对外经济交流十分频繁。从1802年开始，阮朝各代国王都对海外贸易有着清醒而实用的认识。一方面，阮朝对于满足民生所需的物质采取放开进口的政策。另一方面，对于国内过剩的商品采取鼓励出口的政策。阮朝禁止了粮食、食盐、生丝、金银等的出口，却鼓励其进口；而限制进口的货物只有一样，那就是，像粮食、金属都采取了鼓励进口的方针。

　　中越外贸关系有其特殊性，一来是因为中越两国长期保持着宗藩关系，在社会、政治及文化上有很多共通之处，有利于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两国的经济联系十分紧密，交通便捷，有利于货物的运输。此外，两国在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互补。

　　中国在手工业的发展水平上高于越南，越南很多日用品需要从中国采购。所以，阮朝对清朝商人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支持中越商业交流。两国的经济往来，按照官府涉足的力度，可以分为三类，即官方经济交流、官方许可下的民间经济交流以及商业走私等。

　　阮朝对清朝的官方贸易可以分为两类，即“进贡贸易”与官府垄断贸易。进贡贸易是一种政治色彩强烈的贸易行为。由于中越朝贡体系的长期存在，进贡贸易开展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清廷为了获得政治上的利益，就会对越南的进贡进行丰厚地回赐。通常，所赐之物的价值远远大于所贡之物。这也刺激了越南统治者，使其频繁地派遣使者来华“进贡”，其次数远远超过了规定的要求。进贡的使者也常常利用来华的机会，从事商业行为。甚至有大量商人夹杂在使团之中，名为出使，实为经商。从进入清朝国境到达京师，这一路上买卖行为频繁，给当时的清朝地方官员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例如1832年，阮朝使者张好合、黄文宣等官员返回时，购买的私人物品，是公办物品的数倍之多，而且动用了各个驿站的差役进行搬运。对此，阮朝明命帝下诏给予严斥。之后，明命帝地出使清朝的官员制定了行李及购买私人货物的要求。但是，明命帝自己也对中国的物品很感兴趣，经常要求使者为其购买中国书籍、人参等物。

　　比如他曾对使者讲，自己对古代诗节、画作很感兴趣，特别是收藏于中国民间的孤本善本，尤其倾心。要求使者一旦见到就要不借重金加以收购。此外，他对于清朝的“赐品”提出要求，希望多给予人参或者青玉、琼玉或者硅玉等物品。由此可见，作为阮朝最高统治者的明命帝也把进贡当作极佳的商业机会。

　　1834年，阮朝以救助清朝遇难船只回国的理由，到广东地区开展商业贸易。而清政府以政治角度看待这一事件，认为其恪守藩臣之礼，值得嘉许，所以对其商业行为也就听之任之，井免除其随行船只所带货物的赋税。然而，这样仍然不能满足越南的胃口，还要想尽办法地找到更多的贸易机会。

　　这正表明，越南一直希望扩大与中国的贸易。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厉行海禁，不愿意与“外夷”有过多的交流，所以越南的努力也只能限制在很小的范围之中。

　　进入近代以后，在东南亚地区，华人就建立起了较为发达的贸易网络，通过这一网络，华人的商业活动十分活跃。不同于官方贸易，私商贸易显得十分自由，而且独自形成体系，不受诸多朝贡条件的约束。而且其形成的贸易量都要远远超越朝贡体系下的官方贸易意。由于中越两国在地理空间上十分接近，并有较为完善的陆路与海路交通，自古以来，两国就形成了良好的民间经济交流。对于，两国政府也开展了ope体育诸多外贸管理活动。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尽管中越两国都出台了限制贸易的政策，但通过民间贸易网络进行的经济活动依旧是非常活跃的。

　　中越两国的民间贸易在陆路上集中于广西地区，并形成了三大主要商路通道，即镇南关商路、水口关商路与平而关商路。此外，由于钦州地区与越南接壤，也成为中国私商进入越南的通道所在地。当时从事中越陆路边贸的商人大多数来自于广西地区的南宁、镇安及太平等府县。商户先从原籍所在地申请印照，作为身份的证明，达到水口关与平而关时，将印照换成腰牌，并以此作为通行越南的身份凭证ope体育。而阮朝对汉商也有明确的管理制度ope体育，对于从水口关进来的汉商，则安置于高平的牧马庸市场。

　　而从村隘到达越南者，安置于谅山地区的验驴庸市场。对于从平而关前来的华商则安置于花山地区的市场内。而且阮朝将华商按省籍分类管理，并分发号牌，并制造名册。而对于具体的商业交易行为，则听由买卖双方自主决定。“双方交易的货物各有特色，输入中国的多为竹木、薯类及矿砂等，输入越南的则有绸缎、布帛、颜料贸易、药品及纸张等。虽然中越两国政府对于边贸往来有着严格的管理，但利之所在，两国都有商户敢于突破限制，贩运对方所需的商品。”

　　1831年，阮朝官员向明命帝请求在保胜堡建立关卡，派遣兵丁加以巡查以防止清朝商人越境经商。对此，明命帝表态反对，他认为就让清国商人按照即成习惯经商就是了，不必强行整饬。而清政府也不愿意过分打击中越贸易。1823年，有清朝官员报告称云南文山向越南走私铅等货物，请求朝廷整饬禁止。对此，道光皇帝的观点是，文山向越南出口的是一-种白铅，可以ope体育照常通商，只要商人不违反禁令夹带其他禁运品，官府则不必阻拦。由此ope体育可见，两国的最高统治者对于双边贸易的态度有共通之处，即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并鼓励。这一点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越南而言，更为重要。

　　中越两国民间贸易的海路通道有三条。其一为经中国的廉州到达越南的海防。海上航程大约需要一到两天。其二为经中国广州到达越南顺化，海上航行时间大概为五、六天。其三为中国厦门到达越南会安，这条路线的航行时间较长。而从越南开往中国的商船，往往会到达中国的宁波、南京及基隆等地。阮朝明命帝对于海上贸易较为重视，采取了多种鼓励措施，比如降低船税，调整税率来吸引各地清商。阮朝对不同省籍的清朝商船的税则不同，而越南各港口本身也有着税收上不同安排。

　　比如，在阮朝初年，对于来自广东体会与福建省的清朝商船征收的税率是不一样的。经过若干年后，明命帝发现，对福建船只的征税高于广东船只，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从福建进口的商品过于昂贵，对百姓生活造成了影响，于是他下令减轻福建的税收，使之与广东船只相一致。而且阮朝对待不同的进口商品也有相当灵活的调整。比如，从清朝进口的砂糖，通常会在满足阮朝官方采购需要之后，再有多余部分进入民间市场。

　　对此很多阮朝地方宫请求明命帝加以禁止。但明命帝却表示反对禁止，并下令允许民间少量采购清商所贩砂糖。明帝这样的政策对于促进清朝商人从事中越贸易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对越贸易占到了中国出海贸易量的三分之一强。

　　此外，据资料显示，1830年，中国商船开往日本与东南亚各地共有222船次。其中开往越南的占到18%，为40船次。此外，每年从海南出发开往逼罗船只为50艘，开放越南为43艘。可见，中越海上贸易在规模上是相当大的。而且为了维护来越华商的权利，建立良好的通商秩序，阮朝加强了海关与水师的管理，促使其合理执法。

　　明命时期阮朝对外贸易中最为明显的特点是走私的泛滥。进行走私的商人大多来自清朝，少量是越南民众。不只在阮朝的对华贸易中有大量的走私行为，在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商业贸易中，也存在这一行为。在走私的货物中，影响最深的是金银货币以及粮食的走私，而且涉及到了，这些在中越两国统治者看来都是十分重要的。

　　阮朝为了稳定国内金融安全，并保证对外商业交流的需要，对于金银贵金属是严禁出口的，对于用贵金属打造的钱币也采用这一措施。金银具有国际倾向的属性，且易于携带贸易，所以清商从越南回程时总是喜欢携带金银回因，这就导致了阮朝国内的金银日渐稀少，其价格也快速走高。对此，阮朝屡ope体育出禁令，却效果甚微。1838年，阮朝户部官员就上报称，金银的数量日益减少，其价值愈加昂贵，而民间却把金银私藏起来用于跟外商做生意，因此下令禁止百姓与外商进行金银的兑换。

　　明命帝对该的报告做出了批复，称凡是金银在国内使用，则不管使用者是谁都允许。在外商离境时，则须将金银交给官府来决定去留。1839年，明命帝在查找清国资料时，发现清人记载称在越南开采银矿收益巨大，每年可得纹银200多万两之巨。对此，明命帝大为震怒，下令对产银地区严加查问，并下令再次禁止清国商人携带金银回家，如有违反，则处于违制之罪。如果携带人金银到达了50两以上，则罪加一等。

　　除了走私金银，还有很多的清国商人伪造了阮朝的货币，并与真的阮朝货币混在一起使用。这就造成了越南货币的贬值ope体育，并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中越正常的贸易关系ope体育。1840年，清朝统治者禁止了在福建漳州与泉州地区使用“夷钱”的行为，并且发现当地还在流通越南前朝的货币，据查实这些货币是商船从越南夹带而来的。而且发现在广东潮州的一座离岛上有民众专门从事“夷钱”的仿制，并用于内地的销售。于是清廷下令广东官员要采取措施严禁各个形式的货币伪造及流通事宜。

　　阮朝还出现了大规模的大米走私案件。当时的清朝与阮朝都将经济的基础放在了农业上。由于农业的生产技术有限，所以粮食的产量也较少，基本上只能用于维系国内民众的生存。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当时的中越两国之间存在着十分活跃的走私活动，其成因在于通商制度各不相同，对于很多物品加以了限制。甚至出台了严格限制两国民众自由走动的禁令。这样一来正常的贸易秩序被打乱，通商行为也遇到了障碍。

　　事实上，阮朝对于清国商人采取了承认的态度，而清朝对于越南商人则一楼不承认，这样的贸易看起来完全是单向的。清朝进入中期以后，由于人口大量增加，对于粮食的需求日益加深。清廷一方面禁止本国粮食出海，另一方面对于进口谷物的行为采取鼓励的措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