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代中国人来说，他们所生活的东亚大陆这片区域，是一片相对封闭而孤立的地理单元：东方是浩瀚无际的太平洋，以古代人的航海技术来说ope体育，这便是已知世界的尽头；西方是荒芜的戈壁和沙漠；北方是游牧民族纵横的蒙古高原，北方以北是农耕民族难以生存的冻土和苔原；南方的中南半岛是难以通行的高山深谷和亚热带丛林贸易，其中密布着致命的毒蛇和昆虫，以及神秘的“瘴气”。

　　在这个封闭的环境之中，古代中国人对“世界”产生了最初的认识，他们本能而自然地认为，亚欧大陆东部这块相对封闭和孤立的区域，就是整个的已知世界，即“天下”。而自己居住的地方，就是这个“天下”的中心。

　　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西周青铜器“何尊”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的名称，“天下”的概念随着古人的认知水平不断扩大，从黄河流域扩大到整个东亚大陆，而“中国”作为“天下”的中心也随之不断变化，从最初黄河流域的中心城邦，变迁成为早期封建制国家的首都，最终变成了“天下中央之国”。

　　而古代中国人最终对世界形成比较完整的认识，主要依赖两条至关重要的路，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条通往东亚大陆之外世界的贸易之路和文明之路ope体育，最终帮助古代中国人确定了中国在整个世界之中的位置。

　　极盛于汉、唐的陆上丝绸之路，使当时的中国人认识到在“天下”之外，还有一个广阔而ope体育璀璨的世界。而后起于宋、元、明的海上丝绸之路，则第一次使中国人认识到“世界”是一个球体，并最终确定了中国在这个由经线和纬线构成的世界上，所处的确切位置。

　　可以说，无论是“天下”还是“中国”，最初都是一个基于想象的概念，然后随着从未中断的文明进程，概念不断地变迁，最终成为了地理学和政治学概念上的实体。

　　“中国”这个从想象到现实、从概念到实体的变迁过程中，如果没有这两条至关重要的丝绸之路，是无法想象的。一个完全封闭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古代文明，文明进程很容易因为缺少交流而遭遇天花板，技术在发展中也很容易遭遇瓶颈而停滞不前，最终要么在天灾人祸中自我毁灭，要么等待外部开放世界的入侵者摸索到这个封闭区域，然后在征服中毁灭。孤立的美洲大陆上的一系列古代文明，遭遇的就是这样一种命运。

　　中国文明延续数千年而从未中断，丝绸之路功不可没。古代中国人通过丝绸之路确定了中国在整个世界中的地理方位，也通过丝绸之路确定了古代中国文明在整个世界文明体系之中的方位。有趣的是，中国人想象中的“天下”最终和现实的“世界”重合之后，中国人也自动将“中国”修正到了世界中心的位置。

　　1602年传教士利玛窦和明朝官员李之藻完成了《坤舆万国全图》，这张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地图尽管参照了当时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但却一改欧洲人将西欧置于地球平面展开图中央的画法，将明朝画在了地球平面展开图的中央，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本位意识。如今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毋庸置疑的世界中心之一，不仅是历史的巧合，也是“想象”和“现实”的重合。

　　因此，在“天下”和“中国”都已经完成了“想象”和“现实”重合的今天，我们很有必要再次认识一下对中国古代文明进程起到关键性作用的这条丝绸之路。

　　古代人的“蛮荒想象”多是受到地理学知识局限的产物，而现代人对这条古代文明之路的认识局限于大漠孤烟、茫茫戈壁、商队驼铃、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时，实际上已经将自己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置于“他者”的位置，而将自身与之割裂开来，无法完整地认知到中国古代文明的全貌。在这种情况之下，复旦大学侯杨方教授的历史地理学著作《这才是丝绸之路》的出版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生活在东部沿海地区，那里经常下雨贸易ope体育，放眼看去满目葱茏，绿树成荫，所以更喜欢也更倾向于一种异域的想象：中国广大西北地区，以及境外的中亚地区应该是反差极大的大漠黄沙，丝绸之路的景象就是一大队骆驼从大漠黄沙中穿过。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缺乏在那些地区实地行走而不只是单纯旅行的经验。”

　　1935年，我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以黑龙江黑河和云南腾冲为两端，画出了一条中国人口分布线，即著名的胡焕庸线%的中国人口分布在这条线以东。时至今日，这个比例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条线的存在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缺乏在西北地区生活和长途旅行的经验，现代交通技术尽管大大提升了人们的移动能力，但也将大多数旅客限制在了西安、敦煌、喀什、撒马尔罕等少数几个丝绸之路的关键性节点上。他们对丝绸之路的探索过程不是线性的，而是在这几个点上从东向西跃迁。而这些地方恰恰都是旅游胜地，“成功商业模式”在旅游业中的无限复制造成了文化景观的同质化。在这种情况下现代通信技术和发达的社交网络不仅未能拓展人的认知，反而使人从想象力的局限走向了想象力的贫乏——原本生动而鲜活的丝绸之路变成刻板印象碎片组成的幻灯片。

　　这种想象力的贫乏，以及东西部经济ope体育发展程度的差异，很容易使大众轻视和低估了丝绸之路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意义和作用，进而在西安、敦煌、喀什或别的什么地方“自我异质化”，将自己从伟大古代文明的继承者，剥离成为一个带有探险和猎奇心理的观光客。

　　丝绸之路存在了千年之久，但“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是德国地理学家冯•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著作中首次提出来的。

　　他将这条路命名为“丝绸之路”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条路上运输的主要商品是丝绸。这也是当时西方研究者对西方以外世界的普遍研究态度。但在西方中心视角之下，这种历史叙述方式被普遍接受，无论是美洲人还是东方人，都变成了纯粹的客体，一种完全被动的被观察者，这种态度遮蔽了很多重要的历史信息，也影响了后人对历史概念的理解和认识。

　　“难道中国输出的只有丝绸这一种吗？不是的，肯定还有其他产品，比如茶叶、铜镜、瓷器等手工业品和特产，可在当时，对他们（西方人）来说，中国输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就是丝绸，所以这是按照西方本位创造的概念。”

　　而实际上即使丝绸本身，在丝绸之路上的属性也绝非一般商品那样简单。在明朝中后期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流通的主要货币都是圆形方孔的青铜铸币。这是一种贱金属铸币，符合小农经济的细碎性特点。

　　但葱岭以西的广义西方世界流通的是铸造或压制的金币和银币，因为贵金属货币价值更高，更有利于大宗贸易ope体育。以西域为中间节点，西域以东和西域以西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完全不同、难以流通和换算的货币体系。

　　因此丝绸在贸易中充当交换媒介与价值储藏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丝绸因为其质地轻、价值高、易陆ope体育运的特点，是东西方世界之间最早的国际结算货币。而将丝绸充当交换媒介进行贸易（即钱帛兼行）的方法，正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商业传统和货币制度，《卖炭翁》里写“半匹红纱一丈绫ope体育，系向牛头充炭直”，实际上就是用丝织品当货币使用。

　　由此可见，无论是“丝绸之路”的命名本身，还是将丝绸简单理解为一ope体育般贸易品的思路，都很容易将一些非常关键的历史信息淹没和掩盖，而只突出了命名者所看重的那种价值和作用，而呈现出另一种“想象力的贫乏”。更何况无论是丝绸还是茶叶、瓷器，实际上都不是这条路上最重要的商品，对古代中国文明来说，这条路上最重要的商品，恰恰是那些非实体的、看不见的东西。

　　最后，笔者认为，破除这种“想象力的贫乏”的办法，其实就是《这才是丝绸之路》中提出的。一方面是基于对历史地理学的科学研究，通过实地考察、卫星定位，不是从纸面到纸面，而是从纸面到现实，精准复原出整条线路的原貌。另一方面是将丝绸之路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公之于众，用大众能够接受和理解的语言进行科普，将研究成果分享给大众，而不是放在象牙塔里束之高阁。

　　以道证道，以脚下之道路证学术之道理，正是玄奘等曾在这条路上前行之人留下的精神，求真之路，别无他法。